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雕版印刷术之发明发展

2022-04-29 来源:达州机械信息网

雕版印刷术之发明发展

如果说自上古以来约4000 年的文化发展,为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规范的文字、雕刻技术、物质材料及图文转印术等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(这些条件大约到公元3 世纪都已十分成熟了)。那么,隋唐文化则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社会条件,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,雕版印刷术才得以应运而生。

自东汉以后。中国出现了300 多年的分裂混乱局面。到隋朝又趋于统一。隋政府在文化上的建树,是大力提倡佛教,尊重儒学,广泛搜集历代典籍:在科技工程上的丰碑则是修建千古运转的大运河。由于倡导科举制度。使读书人大增。儒家典籍得以广泛流传。尤其是当时寺院林立,僧侣众多,无休止的抄写佛经,使人们迫切需求一种快速复制图文的方法,这就激发了印刷术的发明。

到了唐朝。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化、科技的鼎盛时期。在国家统一、政治开明、文化繁荣的社会氛围下,人们对书籍产生了大量的需求。所有这些都为印刷术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。历史文献和留存实物证明,促使印刷术发明的有两大社会因素:一是佛教的兴盛。需要大批量的佛经、佛画;二是科举制度的推行,刺激更多的人读书。社会对书籍的需求量大增。隋唐社会,都具备了这两个条件。正如明代学者胡应麟所说:“雕本(印刷)肇自隋时,行于唐世,扩于五代。精于宋人。”这是对印刷术发明、发展的精确概括。

雕版印刷术

雕版印刷术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径行印刷的技术。它在中国的发展,经历了由印章、墨拓石碑到雕版。再到活字版的几个阶段。雕版印刷的版料,一般选用纹质细密坚实的木材。如枣木、梨木等。制版和印刷的程序是:先把字写在薄而透明的绵纸上,字面朝下贴到板上,用刻刀按字形把字刻出,然后在刻成的版上加墨。把纸张覆盖在版上,甩刷子轻匀揩拭,揭下来,文字就转印到纸上并成为正字。

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年代尚未确知,学术界一般将其开始定于7 世纪间。早期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,多用于印刷佛像、经咒、发愿文以及历书等。唐初,玄奘曾用回锋纸印普贤像,施给僧尼信众。1966 年在南朝鲜发现雕版陀罗尼经,刻印于704—751 年之间。为目前所知最早的雕版印刷品。现收藏在英国伦敦博物馆的唐成通九年(868)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《金刚经》。是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。此件由七张纸粘成一卷。全长488 厘米,每张纸高76.3 厘米。宽30.5 厘米,卷首刻印佛像,下面刻有全部经文。这卷印品雕刻精美,刀法纯熟,图文浑朴凝重,印刷的墨色也浓厚匀称,清晰鲜明,刊刻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。

9 世纪时,雕版印刷的使用已相当普遍。五代时期,不仅民间盛行刻书,政府也大规模刻印儒家书籍。自后唐明宗长兴三年(932)起,到后周广顺三年(953),前后二十二年刻印了九经、《五经文字》、《九经字样》各二部,一百三十册。宋代雕版印刷更加发达,技术臻于完善,尤以浙江的杭州、福建的建阳、四川的成都刻印质量为高。宋太祖开宝四年(971)张徒信在成都雕刊全部《大藏经》,费二十二年,计一千零七十六部,五千零四十八卷,雕版达十三万块之多,是早期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书。元、明、清三代从事刻书的不仅有各级官府,还有书院、书坊和私人。所刻书籍,遍及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。

彩色套印于北宋初年就在四川流行有“交子”,即用朱墨两色套印的纸币。14 世纪时元代中兴路(今湖北江陵),用朱墨两色刊印的《金剐经注),是现存最早的套色印本。到16 世纪末,套色印刷广泛流行。

雕版印刷术工艺

将文字、图像反刻于木板上。再在印版上刷墨,铺上纸张,然后在纸张上给以适当的压力,使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纸张上,揭起纸张后,就完成了一次印刷,这就是雕版印刷的基本原理。如果详细介绍雕版印刷的工艺,即是:按一定的规格用薄纸写版——校正——写好的版稿反贴于木板——刻版——刷印——装帧。

隋末唐初

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年代

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早已失传,我们只能根据文献的记载来推断。这些文献主要有:

隋人费长房(577—610 年)的《历代三宝记》一书记载: “开皇十三年(594 年)十二月八日。隋皇帝佛弟子姓名敬白,属周代礼常,侮蔑圣迹,塔宇毁废,经像沦亡做民父母,思拯黎元。重视尊容,再崇神化。废像遗经,悉令雕撰。”这里所说的“雕撰”就是刻印佛像佛经。当然,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。

明人陆深(1477—1544 年)在《河汾燕閒录》一书中说:“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,敕废像遗经,悉令雕撰。此印书之始,又在冯瀛王先矣。”

明胡应麟(1551—1602 年)在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中又明确指出:“雕本肇自隋时,行于唐世,扩于五代,精于宋人。”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、发展表述的更为具体。

近年冯鹏生的《中国木版水印概说>一书中,提出了隋大业三年(607 年)的一件印刷品,确认为隋代的一件雕版印刷品,其图中彩色为手工敷彩(见展品)。

综上所述,可将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年代定为隋末唐初。即公元590—640 年。

早期印刷品的宝库

敦煌藏经洞

1900 年,敦煌藏经洞被发现,内藏大量唐五代的文献,除有大量的写本外,也有不少印刷品,从而使人们能看到当时印刷品的风貌。

藏经洞发现后,先后有英国人、法国人、日本人、俄国人来到这里,盗走了大量珍贵文献,其中印刷品几乎全部被外国人盗走,国人无不痛心。

1907 年,英国人斯坦因率考察队来到敦煌,盗走了大量文献,其中就有著名的印刷品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原件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,这是印刷史上十分珍贵的一件印刷品。它为卷轴装,前有刻工精美的插图。后有刻印年代和施印者姓名,文字雕刻娴熟精美,印刷墨色均匀而厚重。一般认为它是印刷术发展到很高水平的产品。从落款可知,其刻印年代为唐咸通九年(868 年),为王玠出资施印。该经全长5.25 米,由7 张印纸连接而成卷装,每张纸高26.67 厘米,宽75 厘米。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印刷品中,还有乾符四年(877 年)历书和中和二年(882 年)的历书,以及字书《大唐刊谬补缺切韵》。

藏经洞的印刷品。约有几十件,反映了唐代中后期的印刷,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。不但刻印精良,而且品种齐全。

近几十年来,唐代的印刷品又有不断的出土问世。这就使唐代的印刷品已包括了初唐、中唐、晚唐各个时期。

1974 年西安西郊的一唐墓中,出土一件印刷品《梵文陀罗尼经咒》,呈方形,印于麻纸,高27 厘米,宽26 厘米,中有空白方框,方框四周印以咒文,作环形阅读,外四周印以莲花、星座等图形,考古学者将此印本定为唐初(7 世纪初)印刷品。

1906 年,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一件唐代印刷品《妙法莲华经》中的《分别功德品第十七》和《无量寿佛品第十六》。这件印刷品几经转手。后落入日本人中村不折之手。现藏于东京书道博物馆。日本印刷史学家长泽规矩也研究后认为。此印本有武周制字,而定为武周印本。潘吉星认为,属武周初期至中期(690—699 年)的印刷品。

1966 年韩国庆州一佛塔发现一件印刷品《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》,为卷装,总长640 厘米,共12 张印纸,纸高6.5 厘米,版框上下单边,每行7—9 字,刻以唐人写经楷体。印品中出现有四个武则天创造的制字。经国内外学者认定,为唐代武周后期之物,约于702 年刻印于东都洛阳。1975 年西安西部唐墓中出土一件印刷品(《大隋求陀罗尼经》,为35x35 厘米方形,印以麻纸。考古学家将此印本定为盛唐之物,当刻印于唐玄宗时期(713—755 年)。

1944 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一唐墓中出土一件印刷品《大隋求陀罗尼经》,略呈方形(31×34 公分),上刻印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”等字。专家将此印本定为晚唐(2 世纪)之物。从上述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证明,从唐初到唐末,各期印刷品齐全,证明从唐初(7 世纪初)开始就有印刷活动。

到唐中期,印刷已遍及陕西、四川、淮南、洛阳等地,刻印技艺已十分高超。

五代印刷 动乱年代的奇迹

五代十国只有53 年,朝代更迭频繁,各地割据,是一个动乱的年代。但在印刷方面,并未受很大的影响,而是在唐代的基础上,持续发展,证明了胡应麟关于雕本“扩于五代”的论断。五代印刷中,最为著名的是冯道(882—954 年)主持刻印儒家的《九经》,是印刷史上划时代的创举,也是历史上由政府主管的第一次大规模儒家经典的刻印。这次刻印工程是在国子监进行,也称监本《九经》,它开创了国子监印书的历史。这对以后历代国子监印书有很大的影响。 五代时。另一项印刷工程是驻守于甘肃西部一带的军事首领曹元忠(905—980 年)主持的刻印佛像、佛经。

曹元忠所印的佛经、佛像早已失传。1900 年敦煌藏经洞发现后,这些印刷品才大白于天下。1908 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盗走文物五千件,其中就有曹元忠主持刻印的《观音菩萨像》(5件),《大圣毗沙门天王像》(11 件),《文殊师利菩萨像》(11 件),《阿弥陀菩萨像》(5 件),《地藏菩萨像》等。在1907 年斯坦因的盗品中,也有同样的印品。这些佛像印品,多为上图下文的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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